帮助心灵走出灰暗

文章来源：刊登于2007年9月7日《健康报》            作者：专家访谈——张艳萍、杨甫德、施承孙

据统计，在中国，自杀在人口死亡原因排序中位居第五，是15～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150万人因家属或亲友自杀而出现严重的心理创伤。9月10日是世界预防自杀日，在一个脆弱的生命面前，我们该如何伸出援助之手？疗救心灵的创伤，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弱势人群需要身心两方面的呵护

记者：从引人关注的大学生跳楼事件到街头巷尾流传的自杀事件，一个又一个生命的消逝令人扼腕。我们禁不住要问，现在的人们怎么了？

张艳萍：一种说法是，当前我国的自杀率稳中有降。还有一种说法是，我国农村的自杀率开始下降，而城市的自杀率则有上升的势头。对于这两种说法，因为相关调查数据还在进一步研究分析中，我现在还不能下结论。近几年大学生的自杀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此，我们也在重庆做了相关调查，共有39所高校参与了调查。我们发现，大学生对待自杀的态度跟普通市民相比，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比如在对自杀者的歧视方面，大学生就要宽容一些。

杨甫德：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行为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实际上，中国大学生的自杀率并不比其他人群高。相比之下，我们更应该关注其他人群，特别是老年人的自杀问题。老年人多数患有躯体疾病，子女也无暇照应。这些“空巢老人”独自守着一个冷冷清清的家，心灵异常脆弱、敏感。他们是真正的弱势群体，需要身心两方面的呵护。

在自杀的发生率、分布人群等方面，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只是中国农村中年妇女的自杀率较高。她们很多人不堪生活的沉重压力，或者不堪一些封建迷信思想造成的精神损害，而冲动地采取过激行为来结束现实的痛苦。同时，由于客观条件提供的方便，她们的自杀手段多为喝农药。在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尚不完备的情况下，自杀的成功率很高。这也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挽救病人的躯体不等于挽救生命

记者：曾经有专家说，自杀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也不单是一个精神卫生问题，而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这应该怎么理解？

张艳萍：一个孩子的父亲或母亲自杀而死，这个孩子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我想，影响非常大，他不光要经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还要过早面对死亡带来的阴影。现在，我国每年有16万名儿童在经历这种不幸，这会不会对整个社会形成冲击呢？

我一直觉得，自杀是伤害里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应该建立一个针对自杀的评估体系。在2002年，我们试图与综合医院合作来做这样的评估，但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医生在白天上班，而自杀者一般在夜间实施自杀行为。突发伤害发生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关口就是人力不足。当然，困难当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急诊室的大夫关注的是躯体的生理特征，对自杀者的心理状态往往不够敏感。

施承孙：在我国，2/3的躯体疾病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比如焦虑或心情抑郁。很多抑郁症患者表现为躯体上的不舒适，导医人员让他去看神经科，而神经科的医生如果缺乏对心理健康的认识，就没有办法及时发现这个患者哪里不对劲了。一个40多岁的飞行员由于身体上的小毛病，被迫停止飞行。对一名在自己酷爱的行业中干了十几年的飞行员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残酷现实。后来，他的家人把他送到神经科接受治疗，但他出院两天后就自杀了。

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老医生患了高血压，他就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自己血压的监测上，半个小时量一次血压，再把测量结果写在一张纸上。这是一种明显的焦虑症状。虽然他的医生朋友都说他的血压控制得挺好，但他还是坚持频繁换药。

不少临床医生缺乏对抑郁症的警惕性，他们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躯体疾病的诊断治疗上，恰恰忽视了病人的心理需求。这种情况下，医生能够挽救病人的躯体，却不能挽救他们的生命。

关爱生命要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

记者：应该说，如果医生或者更多人对他人的精神领域足够敏感，那些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就有可能免于伤害。那么，在自杀预防方面，我们能做什么？

杨甫德：我觉得必须强调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以前的北京老百姓住在四合院，彼此间很容易交流情感，一些压力就在不知不觉中获得释放。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被禁锢在钢筋水泥搭建的“火柴匣子”中，一墙之隔的老邻居可能数十年不相往来，人与人之间空前冷漠，人们的孤寂感在不断加深，这就是滋生心理问题的土壤。

施承孙：心理上有问题了，他们会有一些明显的表现：情绪低落，倍感前途无望，觉得活着没意思。这时，一般人都会想要寻求帮助，专门的心理咨询服务如同及时雨。然而，高昂的咨询费用往往超出一般人的承受能力，这个门槛阻挡了大量的中低收入人群，像大学生、农村妇女，她们一旦走进心理上的死胡同，往往求助无门。

张艳萍：政府重视、社区协作、群众参与，这是自杀预防必须要走的一条路。2001年，我们申请成立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政府很快就批准了，说明政府对自杀问题越来越重视。另外，幼儿园、小学也应该开设“关爱生命”的课程，让这个话题从一开始就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2002年年底，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开通了心理求助热线，至今已有48万多个来电，但由于人力、资金等方面的困扰，实际接听到的只有8万多。我们希望全社会能携起手来，共同守护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