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节选2：抑郁障碍发生的危险因素）

遗传因素

抑郁障碍的发生与遗传素质密切有关。家系研究发现亲属同病率远高于一般人群。血缘关系越近发病一致率越高，父母兄弟子女发病一致率为 12％～24％，堂兄弟姐妹为 2.5％。双生子研究发现双卵双生的发病一致率 12％～38％，单卵双生为 69％～95％；寄养子研究发现患者的亲生父母患病率 31％，养父母仅为 12％，提示遗传因素起重要作用。在抑郁症患者的调查中发现大约有 40％～70％的患者有遗传倾向，即大约将近或超过一半以上的患者可有抑郁症家族史。因此抑郁症患者的亲属，特别是一级亲属发生抑郁症的危险性明显高于一般人群。关于其 遗传方式，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是多基因遗传。

性别因素

成年女性患抑郁障碍的比例高于男性，其比例约为 2：1。性别差异的原因可能与性激素的影响、男女心理社会应激的不同以及对付应激的行为模式的不同有关。女性往往较男性生活更为艰难，遇到应激事件更多，常处于负性体验之中，又缺乏有效的应付对策。另外，妇女分娩后由于内分泌的影响也容易引起抑郁障碍。

儿童期的经历

儿童期的不良经历往往构成成年期发生抑郁障碍的重要危险因素。调查发现，以下一些经历与成年后患抑郁症关系密切：

①儿童期双亲的丧亡，尤其是在学龄前期；

②儿童期缺乏双亲的关爱(例如在儿童期由于父母的关系不融洽、分居两地、由于父母的工作或其他原因使儿童本人长期寄养在祖父母处或全托幼儿园或寄读学校等 )；

③儿童期受到虐待，特别是性虐待；

④儿童期的其他不良经历(如长期生活于相对封闭的环境、父母过分严厉、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等 )。

人格因素

人格特征中具有较为明显的焦虑、强迫、冲动等特质的个体易发生抑郁障碍。具体表现为过分疑虑及谨慎，对细节、规则、条目、秩序或表格过分关注，力求完美，道德感过强，谨小慎微，过分看重工作成效而不顾乐趣和人际交往，过分拘泥于社会习俗，刻板和固执；或表现为持续和泛化的紧张感与忧虑；或在社交场合过分担心会被别人指责或拒绝；或在生活风格上有许多限制；或回避那些与人密切交往的社交或职业活动等。

心理社会环境

不利的社会环境对于抑郁障碍的发生有重要影响，这些不利的环境可以归纳为：

①婚姻状况。婚姻状况的不满意是发生抑郁的重要危险因素，离异或分居或丧偶的个体发生抑郁症的危险性明显高于婚姻状况良好者，其中男性更为突出；

②经济状况。低经济收入家庭中的主要成员易患抑郁症；

③生活事件。重大的突发或持续时间在 2～3 个月以上的生活事件对个体抑郁症的发生构成重要的影响。重大的生活 事件如亲人死亡或失恋等情况可以作为导致抑郁障碍的直接因素。

躯体因素

躯体疾病，特别是慢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或其他慢性躯体疾病可成为抑郁障碍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 。常见的与抑郁障碍发生相关的躯体疾病有：

恶性肿瘤：恶性肿瘤的患者中抑郁障碍的发生率明显高于一般人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恶性肿瘤对患者的健康和生命所构成的威胁以及患病以后对患者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的影响、抗肿瘤药物的不良反应、手术治疗所致的躯体残缺或生活的不便等，均可以作为抑郁障碍的重要诱因。

代谢性疾病和内分泌疾病： 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患者可出现心境低落、思维迟缓、动作缓慢、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精神萎靡不振、食欲下降、兴趣下降或缺乏、嗜睡等症状，与抑郁障碍相似。甲减患者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抑制尤为突出，患者的反应性、警觉性下降，严重者可以出现抑郁性木僵。糖尿病患者中最常见的精神症状是情绪低落，且糖尿病患者人群的自杀或自杀未遂的发生率是一般人群的三倍，因此糖尿病是抑郁障碍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在糖尿病患者中所观察到的心境低落有两种情况，一是表现出有心境低落，但不符合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心境低落对患者的心理及生理 影响不大；二是心境低落及相关症状对患者的心理社会功能构成明显的影响，符合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糖尿病患者容易发生抑郁障碍主要原因为：

①糖尿病相关的饮食限制、增加的自我护理工作量给患者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②患者对可能出现的躯体脏器的损害和并发症过分担心；

③糖尿病造成的躯体脏器损害；

④糖尿病的某些病理生理改变容易导致抑郁情绪的产生，包括血糖紊乱和神经内分泌的异常。

心血管疾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均可作为产生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部分患者可表现出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睡眠障碍等；还有的患者可出现疑病观念等。同时，抑郁情绪又会对冠心病的发生发展产生负性影响，包括增加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死亡率。

神经系统疾病：帕金森病、癫痫等疾病均容易伴发抑郁。调查表明癫痫患者的抑郁障碍发生率明显高于一般人群，自杀的发生率为一般人群的 5 倍。最容易出现抑郁的癫痫亚型为强直阵挛发作和复杂部分发作。导致抑郁产生的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一是由于疾病所造成的社会功能受损，生活质量的下降以及社会的偏见所带来的心理问题；二是某些抗癫痫药物，抗帕金森病药物的影响；三是可能存在的共同的神经生物学机制的作用。

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和依赖

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和戒断都可成为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这些物质包括鸦片类物质、中枢兴奋剂 、致幻剂、酒精、镇静催眠药物等。由于酒精使用 (饮酒、酗酒)相当普遍，应予特别关注。调查发现，长期饮酒者有 50％或以上的个体有抑郁障碍。酒精和抑郁障碍的关系在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情况，有的个体是在有饮酒史以前已经存在抑郁，但长期饮酒以后使抑郁更加明显；而对于有的个体来说，是酒依赖出现以后才出现明显的抑郁障碍，因此酒精和抑郁之间的因果关系很难简单界定，但在临床上发现嗜酒往往和抑郁障碍相伴随。此外，其他精神活性物质如阿片类物质和 抑郁障碍的关系也与酒精相类似。

药物因素

某些药物在治疗过程中可引起抑郁障碍，其中包括某些抗精神病药物 (如氯丙嗪)、抗癫痫药物(如丙戊酸钠、苯妥英钠等)、抗结核药物(如异烟肼)、某些降压药(如可乐定、利血平等)、抗帕金森病药物(如左旋多巴)、糖皮质激素(如强的松)等。这些药物在使用常规治疗量时就可造成部分患者出现抑郁障碍，或使原有的抑郁加重。

需提请注意的是，危险因素在许多情况下是共同发挥作用的，例如影响婚姻状况的因素中除了不可抗拒的外界因素外，个体的人格特点也往往影响婚姻关系。在考察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时，应具体分析特殊个体存在的问题。证据表明，阳性家族史、生活事件、人格缺陷等因素的联合作用可使个体发生抑郁障碍的危险显著增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