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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节选1:关于抑郁障碍)

抑郁障碍的概念

抑郁障碍是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可由各种原因引起,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且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临床表现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甚至发生木僵;部分病例有明显的焦虑和运动性激越;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多数病例有反复发作的倾向,每次发作大多数可以缓解,部分可有残留症状或转为慢性。

抑郁障碍主要包括:抑郁症、恶劣心境、心因性抑郁症、脑或躯体疾病患者伴发抑郁、精神活性物质或非成瘾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伴发抑郁、精神病后抑郁等。

抑郁症至少有10%的患者可出现躁狂发作,此时应诊断为双相障碍。

我国(包括台湾及香港)抑郁障碍流行病学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精神病学界对心境障碍的诊断概念狭窄,诊断率过低。由于 ICD-9 及 DSM-Ⅲ的问世,修订了心境障碍的诊断标准,我国精神病学界对心境障碍的诊断概念也有了新的认识。国内调查也显示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呈现上升趋势。

WHO(1993)的多中心全球合作研究中,上海调查表明,在综合医院内科门诊的抑郁症患病率为 4.0%,恶劣心境为 0.6%。

台湾、香港等地华人的抑郁症患病率也较低,台湾人群中抑郁症终生患病率为 1.5%(Myra,1996),远低于其他亚洲地区(韩国 2 倍于台湾地区)。在对中国台湾老年抑郁症患者的 23 项横切面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的综合分析显示,抑郁症的患病率为 3.86%,农村的抑郁症发病危险率为 5.07%,高于城市的 2.61%,远低于西方国家的患病率(Chen,1999)。

抑郁障碍对患者(生活质量)及社会的影响

抑郁障碍可显著影响个体的心身健康、社会交往、职业能力及躯体活动。抑郁障碍患者与无抑郁障碍者相比,前者对自身总体健康状况的评价较低,躯体功能受限程度严重。评估抑郁症患者社会功能的两项为期 16 年的随访研究显示,有 25%和 11%的患者存在躯体及社会功能的减退。抑郁障碍相关的心理社会功能损害包括:不能上班,工作能力下降、婚姻不和谐以及亲子关系问题等。

最重要的是,抑郁障碍患者的自杀、自伤、甚至杀害亲人的危险性增高, 2/3 抑郁症患者曾有自杀想法与行为,15%~25%抑郁症患者最终自杀成功。自杀在青年及老年人中发生率较高,认为可能与酒精和药物滥用率的增加有关。目前研究证实,自杀死亡者中 90%~93%患者死前至少符合一种或多种精神障碍的诊断,其中主要是抑郁症,占全部自杀患者的 50%~70%。美国的资料显示,抑郁症人群中的年自杀率为 83.3/10 万,它是一般人群自杀率(11.2/10 万)的 8 倍,中国的年自杀率已达 22.2/10 万(1993 年),并且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 3~4 倍,尤其是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达 40~55/10 万,其中相当部分系抑郁障碍所致。国内最近的一项研究,对 571 例自杀死亡者做心理解剖,发现 63%有精神疾病,40%为抑郁症(Dhillips,2002)。

抑郁障碍的疾病负担

WHO(1993)的全球疾病负担(GBD)的合作研究,分析了 1990 年、并预测了 2020 年各国的疾病负担。发现 1990 年全球疾病负担的前 5 位排序为:下呼吸道感染、围产期疾病、腹泻、 AIDS、抑郁症,抑郁症列第 5 位;而在 15~44 岁年龄组的前 10 位疾病中,有 5 项为神经精神疾病(抑郁症、自杀与自伤、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和酒/药物依赖 )。全球的神经精神疾病负担中抑郁症、自杀分别为 17.3%、15.9%,高居榜首;抑郁症占伤残调整生命年 (DALY)的 4.2,抑郁症和自杀占 5.9,提示抑郁症、自杀/自伤是精神障碍中导致疾病负担损失最大的问题,应予以重视。研究还预测,到 2020 年抑郁症将成为继冠心病后的第二大疾病负担源。预测从 1990 年至 2020 年中国的神经精神疾病负担将从 14.2%增至 15.5%,加上自杀与自伤,将从 18.1%升至 20.2%,占全部疾病负担的 l/5。精神障碍与自杀所占疾病负担将名列 第1、2 位(20.2%),而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分列第 3~5 位。抑郁症、自杀与自伤,以及老年痴呆的疾病负担明显增加,而抑郁症仍是精神疾病负担中的最主要问题 (1990 年为 44%,预测 2020年将为 47%)。

抑郁障碍具有高发病、高复发、高致残的特点,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每年抑郁障碍给社会造成的经济损失令人咋舌。美国 (1994)总的健康费用中 4%用于治疗抑郁障碍,高达 430 亿美元;其中仅 90 亿美元(28%)是直接医疗费用,其余 340 亿美元则是因患者致病或致残后所造成的各种损失。Kir 培及 Sorensen(1993)在英国所调查的结果显示,抑郁障碍所带来的间接损失高达 30 亿英镑,占总经济损失的 88%.;而直接治疗的花费,如住院费、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的就诊费用及家庭看护费等,只 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

我们面临的任务

近年来,抑郁障碍已成为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抑郁障碍如给予及时恰当的治疗,则能提高临床治愈率,但目前诊治的情况不容乐观,对抑郁障碍的总体识别率较低,尤其是在综合医院。 WHO 的多中心合作研究显示,15 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内科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率平均为 55.6%,中国上海的识别率为 21%,远远低于国外水平。大多数抑郁症状并未引起患者、家属及医生的重视,大多数躯体疾病伴发的抑郁障碍被忽视,而抑郁障碍引发的自杀自伤和药物、酒精依赖问题等的治疗/干预率则更低。

抑郁障碍具有高复发的特性,近期研究显示其复发率高达 80%。因此临床医师要充分认识,及时予以识别和处理,提高对抑郁障碍的识别率,提供不同途径使他们得到及时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改善其预后,降低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对抑郁障碍的治疗要有针对性,自始至终、全面改善或消除抑郁的核心症状,恢复患者的社会功能 (工作、学习、生活),最大限度的减少复发。同时应提高人群对精神健康的重视意识及对精神疾病的正确认识,纠正不正确的看法,消除患者及家属的病耻感,促使患者主动就医治疗。全社会应争取不断改善抑郁障碍的防治,提高患者的治愈率及 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疾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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